摘要：谈中国文化即将统治21世纪是可笑的。统治21世纪的不是东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文化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

周老最可贵的特点，就是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关注世界的最新发展。他的名言之一，就是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在人类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在地球村的形势下，人类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如环境、社会、和平、发展等，都远远超过各民族狭隘的利益。(谭汝为）

周有光是一位受到普遍尊重的百岁高龄老人，他所以受尊重，不仅因为他开创了汉语拼音的研究并且作出了巨大贡献，更是由于他是一位充满创新思维，勇于直言的学者。他居斗室，阅古今，看中外，探索真理。在髦耋之年仍忧国忧民，关注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命运。他凭借丰富的阅历和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力，超越了一个多世纪来流行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提出了人类历史演进轨道的新思维。

　　丰富的阅历和理论功底。周有光所处的时代，是世界从大乱走向大治，中国从贫穷苦难走向复兴的时代。他出生于1906年，经历了清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新中国四个时期，见证了晚清以来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他亲历了艰难漫长的八年抗战和十年文革，又亲眼看到了生机蓬勃的改革开放。他求知若渴，思考不断，开拓创新，冲破旧的框框，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在思想理论创新方面为我们开辟了新的思路。

　　一个世纪来，苏联提出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为共产主义运动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并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从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最终进入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奋斗的终极目标。

　　我们一直认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必然战胜资本主义阵营。可是事实是无情的。苏联倒台，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这不能不廹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反思，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怎样解释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眼花缭乱的变化。

　　在探讨这一问题前，有必要分清革命家、政治家和学者三个不同的概念。五阶段论是苏联政治家和革命家确定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学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政治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利益和得失。革命家关注的是权力的争夺和巩固，在农业文明社会阶段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暴力和权谋。好的政治家不仅能打破旧的国家机器，还要顺应历史潮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只顾个人权力不管人民大众死活的政治家，算不上是好的政治家。而学者追求的不是权力而是真理，其道德标准是事实的准确性和分析的科学性。为了捍卫真理，可以不顾个人荣辱，宁死不屈。在正常情况下，革命家、政治家和学者三者应该互补互济，齐头并进。学者提供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政治家吸取其精华，付诸实践并为新思想理论健康发展提供良好土壤气候。

　　周有光一生不做官不搞政治，但是对政治问题仍有洞若观火的敏感。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位爱国者的忠诚、学者的睿智、知识分子的良心。

　　事实上当今中国，老一代的人比年轻人更敢讲实话，更善于分析时局。正如他自己说，“我们这一代人，人家叫做“两头真”，年轻的时候真心跟共产党走，到年老的时候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看法就改变了，苏联瓦解之后看法更改变了。所以到了老年，重新思考真理，重新追求真理，这是两头真“

　　五阶段论是从政治角度考察而提出的，在当时推动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发展。就这一点来说，五阶段论是有进步意义的。可是，五阶段论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认识社会，不够全面准确，并且奋斗目标过于理想化，缺少具体的界定，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利用。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臀部有着封建印章的人也可以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这样的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失败才是怪事。

　　总书记习近平同志2015年1月2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说：“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周有光的新思维，特别是“三面三层”理论，对贯彻总书记指示具有开拓性作用，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周有光作为学者从现实出发，认为社会的发展应从多个角度看。他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考察人类文明。 从横向看，大约5500年前开始，人类在世界各地开辟多处文化摇篮。彼此接触、互相模仿，逐步地融合成为四个地区传统文化：亚洲有三种，东亚是中国文化，南亚是印度文化，西亚是伊斯兰文化。第四种是西欧文化，西欧文化传到美洲成为西方文化。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共同的一般规律，各个地区又有各自的发展特色，特色不能否定一般规律。社会发展的历史如何分期，各期如何定名，都要重新慎重研究。

　　从纵向看，周有光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角度全面认识人类社会，创造性地提出“三面三层”理论，即：

　　历史发展的轨道主要是三个层面：在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从听任自然到改造自然;在政治方面，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从专制制度到民主制度;在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从迷信盲从到独立思考。神学的特点是依靠“天命”，玄学重视“推理”，科学重视“实证”。

　　科学是一步一步发展的，现在整个世界上的问题只有一部分能由科学来解决，大部分不能解决。所以宗教能够站得住，主义能够站得住。有些问题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解决，可是整个趋势是毫无疑问的。科学思维要靠实证，所以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周有光认为，人类历史像一条田径跑道，世界各国都在这条跑道上竞走，不是无序的盲动，而是有序的运行。在同一条演进轨道上竞走，有快有慢，有先有后，后来可以居上，出轨终须回归，道路只有一条，没有第二第三道路。竞走目标是没有终点的科学和民主。各国发展有先有后，差距很大，但是你进我追，都是向前，没有国家能够长期违背社会演进的历史轨道。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聚合运动中不断前进的：从部落到城邦，从城邦到国家，从国家到国家联盟，从国家联盟到世界组织联合国，实现全球化。

　　周有光的上述理论有着以下鲜明特点：第一，这一划分包括了社会文明的三个层面，视野更全面，避免了只从政治单一角度观察社会的片面性，更符合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性质的论述。

第二，用全球视野研究人类历史的演进规律，更具有普遍性。 五分法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而提出的，不能套在其他所有地区。中国有没有奴隶制一直存在争论。中国三千年农业文明社会，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西周是封建社会，秦汉以后是郡县制，而不是封建制。

应该说周有光的新思维更科学全面，更符合实际。周有光“三面三层”理论不仅能够解释当今世界局势的变化，而且为我国建设的顶层设计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二)周有光根据他的新思维方法观察社会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看法。他说，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要改变，过去我们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所以一切事物都要重新认识。看国家，看民族，看文化，看经济社会的发展，都需要全球化的视角。他在民主与专制、科学与信仰、历史与真相、理想与现实、大同与小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上，提出了中肯深刻的看法。他的以下的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和认真研究：

　　1、关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理想，种类繁多，有空想社会主义，有科学社会主义，俄罗斯有苏共社会主义，中国有特色社会主义，柬埔寨有红色社会主义，缅甸有军人社会主义，利比亚有民众社会主义，还有其他各种自称的社会主义。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革命的老革命家也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崇高的理想，既然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革命家还要自称社会主义呢? 苏联的瓦解，证明苏联宣传的“五阶段发展论”是不合理的，五阶段论要重新研究。

　　2、关于民主。

　　孟子开创民本思想和革命理论。“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推翻残暴的“独夫”帝王，不是篡逆。民本思想是民主制度的前奏，民主制度是由古而今逐步发展的。

　　民主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发明,也不是它的专利品。民主是三千年来的历史经验的积累,现在还在一步步渐进。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求民主，这是自然趋势。从专制到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某个国家要不要的问题。不能认为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不许讲民主,不就成“君主”?今天我们要回归五四,学习民主。

　　民主不是有利无弊的制度，但是历史证明，它是不断减少弊端的较好制度。在民主制度之下，发展了近代繁荣：新经济、新科技、新福利、新社会。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是一条政权演进的路线，全世界的国家都在这条路线上竞赛。

　　周恩来每次讲话都说我们共产党就是主张民主的，我们都很相信，讨厌蒋介石的专制。那时的确觉得中国有希望。为什么我们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呢?因为共产党主张民主。

　　3、对科学真理的认识。

　　科学的认可是一个渐进过程。历史上自然科学曾经被宗教否定，经过认识进步，终于得到普遍认可。社会科学兴起较晚，得到普遍认可当然也较晚。社会科学的发展和认可还受到两种力量的制约，一种是人民群众的觉醒程度，另一种是统治集团的开明程度。

　　真理可以今天批判它、否定它,明天还可以批判它、否定它,在不断被批判被否定当中能站得住,那才是真理。如果不许批评,那怎么是真理呢?

　　神学的特点是依靠“天命”，玄学重视“推理”，科学重视“实证”。 科学是一步一步发展的，现在整个世界上的问题只有一部分能由科学来解决，大部分不能解决。所以宗教能够站得住，主义能够站得住。有些问题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解决，可是整个趋势是毫无疑问的。

　　社会怎么发展呢?社会发展第一就要独立思考，第二要创造，第三要发明。没有独立思考什么都没有了，社会就停下来了。

　　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意识形态是不许批评的,意识形态是用来信仰的。只能信仰,不能批评,所以意识形态不能跟社会科学混起来讲。

　　4、关于马克思理论。

　　马克思(1818-1883)去世太早，只看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一战前)的前半，没有看到后半，更没有看到中级阶段(两战间)和高级阶段(二战后);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全貌，因此《资本论》只可能是哲学推理，不可能是科学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跟所有学者一样，不断研究，不断进步，晚年纠正早年的错误。他们晚年都认识到，阶级斗争可用和平方式在民主议会中进行。

　　5、关于资本家和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不是有利无弊，而是利弊共生。资本家不是只剥削，不生产价值。资本家有三种功能：创业功能、管理功能和发明功能。

　　美国的自然科学领先，社会科学也领先，科学全方位平衡发展，这是美国的实力源泉。美国不搞平均地权，实行大农场、机械化;不搞节制资本，发展大资本、新技术;不搞劫富济贫，实行助富济贫;不搞均贫主义，实行共富政策。发明创造，层出不穷：开创航空时代，开创网络时代。美国是新技术时代的先行者。

　　西欧和美国都施行福利，西欧停滞不前，美国欣欣向荣。福利过多，资本停滞;福利适度，劳资两利。美国也同样实行福利制度，并得到显著成效。不同之处在“分寸”的掌握上。美国的福利没有损害资本的积累，经济欣欣向荣。西欧的福利限制了资本的积累，造成经济的停滞。英国的“私有化改革”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福利是资本腹内的社会主义。资本养护福利，经济就兴。福利销蚀资本，经济就衰。

　　6、苏联失败的教训。

　　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建设社会主义必先建设资本主义，要先达到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还要联合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一同建设社会主义。 在半封建半农奴的落后社会基础上，强行苏联走进了历史的误区：消灭地主和富农，消灭资本家和旧知识分子，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火工业，这一切，无一不是违反社会发展的规律。俄罗斯的新共产党书记久加诺夫说：苏联瓦解由于一党专政，三大垄断：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一国单独向社会主义冒进，结果当然只有失败。

　　历史演进，有常规，有畸变。苏联是畸变。苏联瓦解，档案公开，开始了苏联问题的深入研究。历史学者恍然大悟，苏联走进了历史的误区，违反社会发展的规律。结果是：大饥荒，大清洗，自残自戕，自行消亡。

　　民意调查"苏共究竟代表谁?"答案：(1)认为代表劳动人民的7%;(2)认为代表工人的4%;(3)认为代表官僚的85%。

　　7、大同与小康

　　理想是崇高的希望、前进的向导、精神的支柱。人类智慧高度发展之后，必然出现理想的向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个理想是华夏民族的旗帜。

　　理想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但是它不是建设国家的具体步骤，不是发展经济的实际方案。历代圣贤都心里明白：理想崇高，现实平凡;理想白璧无瑕，现实瑕瑜参杂;理想可以一步登天，现实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理想有利无弊，现实有利必有弊。历代圣贤，心中有理想，脚下有现实，从来没有追求大同而鄙弃小康。这是中国的“实事求是”伟大传统。

苏联的理想是建立没有阶级剥削的社会主义;伊朗的理想是建立地上天国;美国的理想是建立自由民主的世界;中国的理想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你选择哪一种?我选择“大同”。因为：“大同理想”，崇高、远大、广博、平易!

　　孔子在2500年前提出大同论，把历史演进分为大同和小康两个时期。大同是玄虚的理想，小康是具体的现实。古代圣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是仰望大同而建设小康。

　　比较各种理想，《大同论》在时间上早得多，在意境上高得多。从孔子时代到今天二千五百年间，向来没有出现过大同世界。但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个理想崇高而远大，华夏子孙，代代相传，高山仰止，景行行之。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中国人民历代的崇高理想。在大同理想的启示下，康有为提倡“维新”，作《大同书》;孙中山创导《三民主义》，大书“天下为公”;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以“小康”为建设目标。中国建设小康、胸怀大同，发展现实、仰望理想，改革开放。我们的当前任务是：建设小康，志在大同。

　　8、中国现阶段的定位。

　　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同时进入信息化，我们是在前进，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水平非常低。　政治上，民主是必由之路，但是中国搞民主是很难的，传统里没有民主思想，历史又长，包袱越大，改革越难，所以要有耐性。

　　我们的自然科学越来越发达，用的是科学思维，但我们的社会科学还很不发达，自己限制自己，有很多处于玄学思维阶段。我们至少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停留在玄学时代，中国思想界如今的状况很糟糕，仍然是神学思维、玄学思维，不是科学思维。在神学思维阶段，不会思考。我们至少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停留在玄学时代，如果走不出神学玄学，实现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

　　9、关于知识分子

　　改革开放，建设小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应当是谁?应当是现代社会的创新动力，就是中间阶层(也称中产阶级)。美国的中产阶级占全国人口的80%，都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中间阶级的主体。他们各有专业，自食其力，贡献一技之长，换取安适的生活。中间阶级的力量不是财富，而是知识。他们运用知识创造财富，不是利用权力巧取财富。下层是工农体力劳动者。他们所得是工资，生活紧凑;技术自动化，工农人数从全国大多数减少成为全国极少数，“蓝领”变为“白领”。

　　10、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历史的认识。

　　中国先有分封建邦，后有郡县集权，不宜合称封建。

　　“与时俱进”、“和谐社会”，这些概念都取自儒学。儒学不仅能为封建专制服务，也能为现代社会服务。儒学中有跨越时代的至理名言，只要去除封建性，发扬现代性，就能适合现代教育的需要。

　　谈中国文化即将统治21世纪是可笑的。统治21世纪的不是东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文化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发展是进化，不是退化。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替代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辅助现代文化。

　　在全球化时代, 需要重新审视世界历史。历史要真实，不要伪造;认识要理性，不要曲解;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头等大事。这个要求，德国人做到了。德国总理到波兰，向万人冢下跪，深刻自责。人们说：一个德国总理跪下去，千万德国人民站起来了。

　　(三)周有光新思维给我们的启示。

　　新中国建立后走过了一段曲折道路。改革开放后，中国面貌为之一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不少问题。五阶段论已无法解释中国现实和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当前中国发展的瓶颈是理论缺失。现实呼唤新的理论。只有建立新的思想理论，掌握话语权，中国才能在全世界真正建立起自己的光辉形象。

　　周有光的新思维，特别是“三面三层”理论，填补了这方面的缺失，为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开了个好头，便于当前思想理论困惑的梳理和新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应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要全党端正我们的共产党的理论，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什么人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搞清楚民主、宪法和社会主义要素的关系，以便重建我们的真正共产党本色，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社会各种思潮矛盾是无法回避的，我们必须面对。周有光的新思维为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周有光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论述，打破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死水一潭的沉静，是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索的良好起点。他的一些见解是否切中时弊，值得探讨。例如周有光认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和认可受到两种力量的制约，一种是人民群众的觉醒程度，另一种是统治集团的开明程度。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停留在玄学时代，如果走不出神学玄学，实现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上述论断，振聋发聩，十分重要，极为中肯，应引起广泛讨论。如果被学术界肯首，必将引起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次重大革命。要是全民都关注并参加到这一讨论中来，从关注物质享受转向精神文明的追求，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中国的面貌必将有一次新的腾飞。。

　　这不是说周有光的论述全都正确无误。事实上正如周有光2015年春所说，”任何人和任何主张都不可能不出错误，科学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都依赖于对错误的不断克服而后做出改进。我盼望得到各位的批评”。由此可见，周有光并不自以为一贯正确，而是愿意听取不同看法。他的谦虚谨慎态度说明了他的科学治学态度。因此完全可以把他的论述作为讨论的基础。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了，不仅可以扭转当前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风气，使我们的年轻一代更多地关心国内外大事，还可以为树立中国新的话语权奠定良好基础。

　　重温周有光的论著，回顾他的人生历程，我们不能不对这位110岁高龄老人肃然起敬。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中国人民的骄傲。我们祝愿他身体安康。

　　**以上周有光的话语均引自“周有光集”和报刊文章。